Christian Craig

from: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blog/article.php?id=2217

日本京都大學的山中伸彌教授獲得了201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發現了可稱得上是再生醫療的「王牌」—「iPS細胞」的山中教授，一直被認為是日本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人員，這次獲獎可謂實至名歸。山中教授在2011年秋季接受本站記者採訪時，暢談了研究的方式，以及培養後起之秀所必需的條件。（採訪人：山川　龍雄，《日經商務週刊》）

日本能否維持科學技術立國的輝煌？

山中：日本的技術人員的水準無疑是世界第一。日本人具備聰明、勤奮、有創造力、團隊合作能力等研究所需重要素養。我現在在美國也成立了研究室，更加切身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優秀品質。

我認為科學技術立國是日本發展的主要道路之一。日本的研究者和技術人員都以肩負著科學技術立國的這一重任為榮。如果不斷有年輕、聰明的新一代人員投身研究事業，日本還會實現更大的發展。

但是現在日本年輕人脫離理科的現象嚴重。在日本，研究者的地位太低，年輕人不覺得研究者是個有魅力的職業。我擔心長此以往，能夠擔當大任的人會逐漸消失。

我大學畢業後，曾經當過臨床醫生，然後成為了研究者。我了解二者的情況，在日本，無疑是醫生的社會地位更高。說句玩笑話，在貸款的時候，我甚至想寫「職業是醫生」。

通過風險企業，不斷把大學研究出的知識投入實用的美國又怎樣呢？

山中：美國與日本相反，研究者的社會地位高於醫生。雖然日本和美國的研究者同樣辛苦，但在美國，多數研究者都能住好房子，舉辦家庭宴會，享受生活，另外，薪水也比較高，與風險企業的聯繫也密切。

因此，在美國，研究者是令人羨慕的職業。孩子們都夢想著，「我也要努力做研究，成為那樣的科學家」。夢想會成為孩子們奮鬥的目標。

但遺憾的是，在日本沒有那樣的榜樣。毛利衛還在擔任太空人的時候，希望成為研究者的孩子曾一度有所增加。但一提到研究者，人們總覺得這些人每天都關在研究室裏，顧不上家人，薪水也不高。這樣下去，日本脫離理科的潮流肯定不會停止。

該怎麼辦？

 山中：首先，日本的研究者應該把自己的工作情況告訴外界。正在支撐日本發展這種自豪不應該藏在心裏，應該說出來。但對研究者來說比較困難的是必須使用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表達。很多研究者或許會覺得關在研究室裏寫論文更輕鬆，但這樣的話，研究者的社會地位永遠不會提高。 

日本的研究現場如今正面臨著危機。東京電力的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核能的安全神話已經破滅。很多人都在想，科學家是不是只說好的方面，隱瞞了重要情況呢，對於科學家的猜疑和抵觸或許正在增加。但是，正是因為處於這種情況之下，科學家發佈的資訊才更加重要。 

在大學的研究現場，新技術層出不窮。如何才能把這些技術萌芽培育成「能賺錢的技術」？

 山中：要想把大學研究所得的知識回報給社會，重要的是展開產學合作。為此，大學必須要持有專利，發表論文就等於亮出了底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不太可能對沒有專利保護的大學技術進行投資，因為競爭對手很可能已經採用了相同的技術，企業肯定不會為此拿出數十億日元的資金。 

不想寫論文

 企業的研究所會在發表論文之前先取得智慧財產。我們在發現「iPS細胞」的時候就不想寫論文。因為我們知道，一旦發表了論文，競爭對手就會馬上一窩蜂地追上來。 

但是，每天都花著國家的研究費，如果不通過論文展現成果，今後的經費就會減少。倘若我是任職於企業的研究所，那麼，在iPS細胞的基礎部分申請到專利之前，我或許會不作任何發表。 

專利的難題在於，發現新的知識時，其前景還不得而知。因為申請專利需要花費一些費用，大學一般會嚴格篩選後再申請，但選擇能夠培育成賺錢技術的知識經驗進行申請是很困難的。金子也有可能被埋沒。因此，我覺得應該盡量多地申請專利。 

也就是說，大學的研究者必須首先具備智慧財產的相關知識。

山中：必須要有智慧財產意識。但是，讓研究者具備智慧財產專業知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大學應該有自己的智慧財產專家。 

當出現好的技術時，在實現實用化之前，必須要有具備智慧財產專業知識、能夠儘早與厚生勞動省等管理機構進行交涉的人才。因為，就算日本的大學研究者發表出好論文，業務方面的成果也有可能被美國企業獲得。 

這裡就有個問題。日本的大學沒有雇用專業輔助人員的體制，大學正式聘用的人員只有「教員」與「職員」，其他教學輔助人員只能作為1年期非正式員工雇用。這樣的話，大學就很難挖到在製藥公司享受著良好待遇的工作人員。iPS細胞研究所非常幸運的聘到了智慧財產專家，其他大學也同樣有這樣的需求。 

在美國，很多博士都在從事這種專業工作。就算沒有成為研究者，他們也能夠以其他的形式為研究做出貢獻。日本也必須培養這樣的人才。 

需要從大學的聘用制度開始進行改革。

山中：另一個大問題是，研究者本身「對賺錢的抵觸情緒」。在工科院校，教師具備開發實用技術的意識，而理科院校的教師卻沒有這樣的意識，甚至有教師覺得「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實用化與自己無關」。 

拋棄對賺錢的抵觸情緒

 醫學院也有這樣的情況。大約20年前，我曾經聽說，一位研究者在打算申請專利的時候受到了「你是不是想賺錢」的議論。就連與製藥行業走得很近的醫學院，不久前也還是這番景象。 

這令我想到了提起藍色發光二極體專利訴訟的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教授中村修二。

 山中：我覺得中村教授十分有勇氣，堅持要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利。他如今在美國任教，但作為日本人，這也是無奈之舉。如果日本的年輕人能夠跟隨開發出傑出技術的研究者進行學習，把技術傳承下去，該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 

不過，對於高額報酬的抵觸情緒似乎正逐漸緩和。鈴木一朗等棒球運動員賺上幾十億日元已經不再受到抨擊，足球運動員也是如此。 

您經常說「希望儘早讓iPS細胞在醫療一線派上用場」。研究者以實用化為念是否也是培育賺錢技術的重要因素？

 山中：不是的。研究如果一開始就過分注重為社會做貢獻，往往都會比較淺顯。如果大家都開展接近實用化的研究，就會將未來的創新之芽扼殺在搖籃中。 

幸運的是，自從iPS細胞這項技術來到我們手中，我們一直非常注重實用化。因為碰到這樣好的技術，實用化就是研究者的使命。但我們並不是從開始研究的那一天起，就盼望明天能開發出藥品的。 

研究者需要研究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場的東西，向前途未卜的研究提供科研費等支援的機制對於維持整個國家的技術實力非常重要。 

能孕育出創新的研究與其他研究有何差別？

 山中：我覺得差別在於研究者是否隨時檢查自己的研究是不是真的具有創新性，有沒有模仿別人。當我還在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讀書的時候，一位副教授的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不要做大阪的狗怎麼叫那樣的實驗」。 

日本的很多研究都是「美國的論文說狗『汪汪』叫，日本的研究就說日本的狗也是『汪汪』叫」，而看到日本的狗「汪汪」叫這樣的論文後，就又有人會寫「大阪的狗也『汪汪』叫」。 

研究者如果不夠嚴謹，就會模仿其他人的方法，寫出大阪狗叫那樣的論文，這種研究孕育不出創新。我覺得，只要真的沒人在做，任何研究都有價值。正因為如此，我才希望年輕研究者留意有沒有模仿別人，有沒有重複走別人的老路。因為真正的創新只出現在未知的領域。